煤价未触底：5500大卡动力煤将至400元/吨

[11]参见【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41页。

至于居留权的限制是否合宪，准确地说是否符合基本法，司法审查的标准可以是合理性审查比例审查或者严格审查，具体标准的择定往往取决于多种因素。(5)司法学说所规定的审查标准：严格的、中度的还是合理性的审查。

②在香港享有不受条件限制的居留权利。即便以每日150个单程证计算，内地人士赴港定居的人数每年就有54750位，这大体上相当于香港人口总数的0.7％。而第24条第2款的立法原意体现了防止内地大量人口涌入香港，以利于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25)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基本法的最高解释机关，在1999年第一次释法时也重点探讨了第24条第2款和第22条第4款的立法原意。可以说，正是基本法的创造性实践为宪法学者提出了挑战性的课题，而学者也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接下来的论述将从第24条的解释去观察基本法实践的一个基本面向，即五十年不变背后的宪制革命。

也如前述，预委会的研究以及筹委会意见对香港立法会所制定的入境管制条例有很大影响。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随后的释法回归第24条的立法原意以及筹委会的实施意见，确认了出生时父母身份的要求，否定了终审法院在陈锦雅案中对所生的的解释。（三）新闻内容工作的政治化调控 在整个人民权利观主导下的新闻自由理念体系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不具有核心的地位，新闻工作真正的核心还是保持正确的方向，报道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真实新闻中的大部分——需要加以歌颂赞扬的社会中好的和前进的一面。

其实，也恰恰是因为长久以来，我国现行宪法的条款、原则和精神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宪法文本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世界变得越发隐晦庞杂、经年累月而意蕴深邃，加之转型期所带来的日异月殊、世事变迁、新旧更替，整个宪法内部甚至出现了不少看似自相矛盾，却又玉石杂糅的地方。这个人民首先是由一定的阶级构成的，是一个集体概念。所要针对的也主要是那种对整个工人阶级、黑人、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的诽谤，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针对个人的诽谤。实际上，强调公民权利观在宪法规范中的主流地位并不意味着对人民权利观的排斥。

说到底，无论是对享有权利的资格的剥夺，还是对国民资格的剥夺都只不过是一种对敌人的专政的具体手段[3]。这种影响仍反映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表现为有些法律公然亮明它保护政治上属于‘人民范畴的那部分国民，从而在逻辑上将其他国民以‘敌人的名义排斥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

对于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来说，当务之急是要树立权利归公民个人享有、由公民个人行使的主导性观念。[13]6-13虽然在50年代的头几年里，党中央曾经在全国推行过报纸企业化经营[5]，但这只是为了缓解建国初报业在生存和发展中面临的经济困难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22]针对此事件，中共中央还专门批转了《华东局关于公布黄逸峰事件的通知》，号召各地检查类似黄逸峰事件的问题，择其重要者在报上公布。

3.判断新闻真实与否的人民利益标准 关于这一点，胡文并未明确论及，但是从上述两个论断中也不难看出，《共同纲领》第49条所说的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显然与现代司法中的新闻真实有着很大的区别。[35]但问题是，要依什么宪来治国、执政？宪法文本并不是一部简单明了的操作指南，真正的宪必然还要包括文本背后各种的知识、含义、理解、解释、思想等等。[16]271但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结束，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便开始陷入困境。我们今天的社会大部分生活还充塞着旧的腐朽的渣滓。

与这种指导精神相适应，1950年《决定》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也相当超前。将公民做人民与敌人的二元划分，实际上是历史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在法观念上留下的残存的、但也是深远的影响。

其次，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构架当中，人民的利益所代表的就是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且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就是国家的利益，因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出现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新的关系，这种新关系，就是国家为人民、人民为国家、国家爱人民、人民爱国家、国家保护人民、人民保护国家、人民和国家凝成了一体。但是在对公民的出版自由是否意味着公民可以办报刊的回答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认同比例差别就非常大。

一是读者来信中的有益的批评，凡报纸刊物能判断其为真实者，应当加以发表。但问题是如何保证国家主要的建设任务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当国家建设任务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时候，还好说。[12]189正是由于将新闻事业定位为一种特殊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对私营报刊、通讯社的社会主义改造较之一般的工商业改造，要开始得早、完成得早、改造得也更加彻底。关于这一点，1988年有关国家部门在草拟新闻法过程中所做的一次问卷调查很能说明问题。[36]这是人权原则的核心，也是宪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底线。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新闻工作者没有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读者和听众没有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

相对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30余年，我们正面的经验要多一些。在这种高度自觉自律的精神的指导下，1950年《决定》要求使得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纵然这些批评和建议并非完全成熟与完全正确，而他们也不会因此受到打击与嘲笑，乃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严重步骤。

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童之伟、殷啸虎主编：《宪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新闻机构部分实现了经济意义上的市场化和法治意义上的权利化，但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公营事业的政治属性及其相伴而生的公权力化的管理体制并未改变。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的人民权利观不仅仅是否认了基本权利的‘天赋性、否定权利的应有状态与实有状态分类，它更是通过人民和国家凝成一体，造就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权利-权力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251页。[39]权利的回归权利，做到权由法护、权依法限。但霸县人民法庭、河北省天津专署分院认为这篇报道是荒唐不真实的，是某些坏分子恶意攻击政府信誉的报道。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改进人民权利观、加强和落实公民权利观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不矛盾。

相应的公民个人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也大幅增强，公民参与社会和政治问题自由讨论的愿望和能力日益增强，尤其是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国家大政方针、修宪立法、政府政策、公共事件等等重大议题，往往引起一地甚至全国范围的热烈关注和讨论。尤其是在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逐渐拉开帷幕并已初具规模，民主制度建设逐渐回到了正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也渐次成型，最重要的是以公民权利观为基础的宪法基本权利有了初步的落实。

随着极端政治运动的狂飙突进，人民与敌人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政治领袖的一个指示、党报的一篇社论、甚至就是上级领导的一个念头就可以把某个人划为走资派、右派、反革命分子。与此同时，假如我们只报道了我们社会中好的和前进的一面，加以歌颂赞扬，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呢？我们应该说，那已经做得不错，新中国极端需要这样的工作。

二、新闻自由的具体实现 那么，作为一种宪法理念，人民权利观主导之下的新闻自由是如何转化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制度的呢？实际上，就在建国初期，执政党通过一系列政策安排很快就将上述三项人民权利观主导下的新闻自由内涵予以具体化。让权力的归权力，做到权由法定、权依法使。

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报刊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曾经开创了一段新中国的民主先河，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借鉴的实例与政策。[9]中共中央在为支持《人民日报》大改版发布的重要文件《批转〈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中再次回归1950年《决定》，强调《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基本上消失的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针对个人的新闻暴力。

当然，只要有条件，执政党自我调适的成果也应当不断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20]352-355 在此期间，一些批评报道还引发了影响巨大的新闻官司。

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对此，1950年《决定》还特别做出了说明：过去在许多地方曾经实行一种办法，就是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加以发表。

《共同纲领》各种权利和自由的主体，人民也即人民民主专政之人民。与此同时，原本是实施人民民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是通过国家权力自律间接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方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转而被改造成大批判的工具，而其批判的对象便是失去人民资格的那些敌人。